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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越发展,越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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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aihuadazei
时间:
2014-7-17 16:23
标题:
【科技】越发展,越麻烦?
越发展,越麻烦?
尽管实验生物学和医学及相关技术在19世纪以来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但它们也造就了大量的社会、伦理问题,甚至使自身陷入被误解、被质疑的尴尬境地。悲观地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生物医学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走到了越发展越麻烦的地步。如果不去弄明白这些麻烦出现的根源,只凭单纯的技术乐观主义或反技术主义情绪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
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曾经严重危害人类的主要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症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当时有人乐观地认为这两类疾病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被彻底攻克。然而几十年过去,营养不良症仍然在世界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在一些新近陷入战乱的地区更是大为肆虐。不仅如此,传染病也有卷土重来的趋势。一方面,由于人类不断破坏自然环境,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导致原本在野生动物身上生存的病原体不断入侵到人类身上,形成新传染病。1981年发现的艾滋病,其病原体本来寄生在黑猩猩和猴类身上,很可能由于非洲人对这些野生灵长类的猎杀,而导致艾滋病毒在无意中传染到人类身上,成为蔓延全球、集传染病与慢性病于一身的“世纪瘟疫”。同样,2003年在中国暴发的新型传染病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英文severeacute respiratorysyndrome的缩写,通称“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已确认起源于蝙蝠,通过未知途径传给了人类,又由人类传给猪和果子狸等其他动物。而近年来不时出现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以下简称“禽流感”)则提醒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减少人和禽类(无论家禽还是野禽)的接触频率,由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杂交而成的新型人流感病毒有可能达到1918年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病毒的高传染性和高毒性,从而在全世界形成一场新的流感大疫。
另一方面,由于抗生素的滥用,病原体很快产生了抗药性,导致以前认为能够根治的传染病重新变得难以治疗,结核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新抗生素的研发速度越来越慢,耐药菌的出现和扩散有可能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另一种类型的传染病大流行,可想而知,这样的瘟疫将更难对付。
不容忽视的是,正如至今仍然在贫穷、战乱的国家肆虐的营养不良症一样,传染病根治之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自然技术不过关,而是没有配套的社会技术;其中又有很大原因在于,在如今这个民主化的世界,由政府组织进行全面的“移风易俗”越来越困难了。以禽流感为例,尽管早就有专家建议在大城市取缔活禽市场,避免人与禽类的频繁接触,但直到2004年,北京才永久禁止了活禽交易,而直到2013年底禽流感在长三角暴发之后,杭州才在次年初永久禁止了活禽交易,至于中国其他大城市,活禽交易则至今仍然未被禁止。再如20世纪50–70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通过全民动员改造环境,在血吸虫病的防治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90年代以后血吸虫病的发病率又有上升趋势,而此时的中国政府已经很难再次通过社会动员改造环境的方法来对其进行预防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要通过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症的防治实现的人口寿命延长,本身又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首先自然是老龄化问题,其核心在于长寿(单纯的寿命延长)和长生(身心健康的寿命延长)的矛盾。较少为学界所关注的还有青春期问题和“守旧老人”(TheOld Men WhoKnew)问题——由于营养条件好转,当代青少年的生理成熟期普遍提前,但心理成熟期基本未变,导致青少年在青春期前后出现生理成熟、心理未成熟的发育脱节现象,从而引发青少年暴力、年轻人骚乱等社会问题;对于社会发生剧烈转型的国家,寿命延长的老辈政治家迟迟不能退出历史舞台,仍然试图用旧经验解决新问题,由此则造成了认识、路线、政策滞后于形势的不良状况。
在发达国家,从20世纪后期开始,其人口健康面临的主要威胁已经变成了癌症、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起初医学界怀着雄心壮志,希望能够像攻克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症那样攻克这些慢性病,但是这个美好愿望却一次又一次受到打击。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认识到慢性病不仅难治,而且因为都有复杂的遗传和环境诱因,也难于预防。更麻烦的是,很多慢性病其实是人类在生活改善之后患上的“富贵病”。根据1995年提出的“共同土壤假说”(commonsoilhypothesis),由于人类对高糖、高脂饮食的嗜好,过量糖和脂类的摄入会导致体内出现代谢紊乱,造成“氧化应激”(oxidationstress);氧化应激又会导致细胞信号紊乱,最终成为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癌症、慢性肾病甚至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性痴呆的一种)的诱因。演化心理学则告诉我们,人类对高糖、高脂饮食的嗜好是先天的,是演化的遗迹。这样一来,慢性病的高发实际上又是人类的演化生理、心理特质和飞速变化的环境(极易获得大量糖和脂肪的现代社会)之间出现不适应的结果。为了解决这种不适应,需要人们自觉在饮食中限糖、限脂,多摄入纤维素,并保持锻炼,但这显然又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移风易俗的问题。
现代医学的发展带来的更严峻的问题则在于,当疫苗接种、营养干预、环境卫生、基本药物供应等成本相对低廉的公共卫生技术保证一般公众能够达到起码的、“基本”的寿命期望之后,更长寿命的获取、更好的健康状态的实现却不得不依赖于昂贵得多的医疗技术,而且二者之间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复旦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有过统计,30%的医疗费用花在病人生命的最后一年,而其中又有40%的费用花在病人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换句话说,在公共卫生技术保证的基本寿命之上,更多的寿命和健康需要用更多的钱来购买。当这些费用主要由患者个人负担时,便不可避免会产生富人长寿、穷人短寿的问题,而这种现象现在普遍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为了保证社会公平,就需要实行医疗福利制度,但这样又会对政府的财政造成严重负担,这种负担对于去工业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更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由于涉及到生存问题,在各种福利之中,医疗福利的这种可持续与平等的悖论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中国,医疗福利问题还和中医问题纠缠在一起。在民国年间,新文化运动的很多主将大都不信中医理论,但相信中药的功效,认为应该“废医存药”。然而,疗效检验原则得到广泛应用之后,绝大多数中药不是被证明毫无药效,就是因为毒副作用太大或有更好、更安全的现代药物替代而不值得继续应用。因此,“废医验药”才是符合现代医学的做法。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决定把大力弘扬中医中药作为基本政策,不惜扶植大批并无国际竞争力的中药企业,对于屡屡发生健康问题的中药制剂也常采取包庇态度。以“龙胆泻肝丸”事件为例,早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就发现因为这味中成药中的关木通含有肾毒性的马兜铃酸,一些病人服药后会产生肾衰竭症状。但直到10多年之后,中国有关部门才终于决定禁止在龙胆泻肝丸配方中使用关木通。尽管如此,《中国药典》中还是大量保存了使用含马兜铃酸的草药的中成药配方,仍然会对病人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害。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有意把中医药当成民族文化遗产来宣传,通过调动公众的爱国主义情绪来抵抗对中医药提出质疑的声音。从中成药大量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来看,中国政府如此大力宣扬中医药的目的之一可能是想通过这种调动信仰的方法解决医疗福利的可持续问题。若然,则这种对中医药的宣传在可预计的将来还将持续下去。
如果说医学技术主要因为对健康的促进作用而得到了公众疯狂的追求,从而引发了始料未及的麻烦,那么生物工程恰恰相反,是因为遭到了公众的排斥而引发了始料未及的麻烦。基因修饰作物的处境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生命科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基因修饰食物受到的安全检验是所有食品中最严格的,通过了这样严格的检验而上市的食物是不太可能引发健康问题的;值得关注的应该是基因修饰作物在种植时可能造成的环境安全问题,这需要配套的种植技术来防范其风险。但是,自1997年以来,“反转基因”运动之火在欧洲点燃,迅速烧向世界各地,在中国也形成了极大的声势,而运动参与者攻击基因修饰食物的主要理由恰恰不在环境安全问题,而在食品安全问题。(有趣的是,不同地方的反转基因者对基因修饰食品主要危害的强调生动地体现了文化差异,如中国的反转人士喜欢声称转基因会导致“断子绝孙”,而非洲的反转人士则爱强调转基因会使人变成同性恋。)反转基因运动的声势如此浩大,原因当然有很多,目前市场化的第一代基因修饰作物自身的缺陷(比起一般作物来,主要只利于农民,而对消费者没有明显直接的好处)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反转基因运动充分利用了人类演化心理中的许多薄弱环节。正如没有受过统计思维训练的人不容易理解疗效检验原则的必要性一样,这样的人也不能很好理解判定一种食品是否安全需要严格、规范的统计结论,而容易被个例和谣言激活害怕死亡的适应性保守主义情绪,从而对基因修饰食品这样的“特种食品”产生畏惧和抗拒心理。此外,由于俗常生物观中的本质论的影响,还有人(特别是生态主义者)无法接受混合了不同本质的“嵌合体”(chimera),认为基因修饰作物本身就是不自然的、邪恶的。
在中国,反转基因运动还有更复杂的历史背景。由于分子生物学革命是在20世纪50–70年代的西方发生的,而在这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和中国生命科学界都深受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之害,排斥现代遗传学,排斥分子生物学研究,因而未能像西方那样在社会中建立必要的生命科学文化(cultureof lifescience)。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第九讲中又已经讲过,由于“冷战”中国防思维的体现,苏联、美国和中国军方都对“特异功能”颇感兴趣。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从支持“特异功能”研究开始,某些军方人士或前军方人士就在中国的反生命科学文化运动中占据了特殊地位。时至今日,无论是对“基因武器”的大肆渲染(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掌握了根据不同族群基因构成的差异而差别性消灭某些族群的技术),对“航天育种”的百般回护,还是在基因修饰食物危害问题上危言耸听、上纲上线,这些人都起了关键性作用。
传统上,学界对于生物医学技术的担忧,集中在像试管婴儿、克隆、基因疗法、遗传的保险业应用、遗传的法律辩护之类新技术之上,这些新技术的特点在于其普遍应用有可能对现存伦理造成冲击,为了捍卫现存伦理,学者们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来生物医学技术进步所引发的最为紧迫棘手的问题通常并不是这些学界关注的问题,而是其他一些学界未能充分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棘手,首先恰恰在于人们习以为常、认为不证自明的现存伦理本身具有缺陷性,这种缺陷性的根源则在于剧变的现代环境和人类演化心理的不适应性。上面所讨论的一些由生物医学技术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显示出政治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长寿至上论、爱国主义、生态主义等众多当下流行的伦理观的缺陷。如果不能直面这些缺陷,找到解决方案,生物医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为社会、为自身带来更多的麻烦。
作者:
博大精深000
时间:
2014-7-17 21:07
1981年发现的艾滋病,其病原体本来寄生在黑猩猩和猴类身上,很可能由于非洲人对这些野生灵长类的猎杀,而导致艾滋病毒在无意中传染到人类身上,成为蔓延全球、集传染病与慢性病于一身的“世纪瘟疫”。
=================这段写的不对,完全错误的。
艾滋病病毒最早是在狒狒身上,狒狒是携带者,但是艾滋病病毒只攻击人体,
对狒狒本身是无害的。但是因为非洲有几个非常奇葩的部落,
他们的习俗是女人的初夜要献给狒狒,奇葩吧,然后狒狒身上的艾滋病毒就到了非洲黑女人身上,
这也就罢了,还有更加过分的是在非洲开荒的白人探险家,
到了非洲,饥不择食,连黑女人也一样搞,然后把艾滋病毒带自己身上了。
白人探险家你懂的,没事就是满世界转悠阿,然后就艾滋病毒全世界都是了。
这就是艾滋病的由来。。。。。。。。
所以说女人阿,一定要检点,据说浙江省最早的艾滋病就是杭大的女生
跟非洲来的黑人搞才传染的
作者:
ruilin245443
时间:
2014-7-18 11:25
只要国家领导人不吃特供,吃转基因,我等平民也敢吃
作者:
gudude14381
时间:
2014-8-7 18:52
皇帝都称自己是天子
作者:
benjamin5654
时间:
2014-8-10 22:03
感觉现在的科技进步的太先进了,人类根本还没有控制它的能力,就像一个小孩却有着发射核武器的权利一样。抗生素会使病菌产生抗药性而失效,人类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迫不及待的大量使用;生物工程只要出现一丁点线差错,马上就会演变成像游戏生化危机那样的地狱一般的景象,但是现在还是有大量专家在研究。人类也许该反省一下自己,在拥有能掌控现在的科技的能力之前,先缓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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